现在外需不振，很多企业又要转而做国内市场，内需是有的，关键是要开发它。
在改革开 放前三十年，普通中国人基本都做到了生活上要用低标准要求自己。那么，人均建筑面积在50平方米以 上的家庭应该是30.5万户，经过这样计算，51万个家庭户的平均人均建筑面积就起码应该有50平方米。
这是凭直觉和常识都能感觉到的。到2000年人口普查 时，反映出来的奋斗结果是：12.5％等于56.4％——12.5％的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与56.4％的家庭拥有的住房面积相等。上海房产市场的真正形成的时间是在1999年到2000年（当然，这个市场是名义上的）。上海有很多住房困难户一直在等分配却久等不到，这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个市场形成是以1999年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一系列文件为标志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权力造成的不平等。这样一个行政文件，成了划 分上海市民个人房产财富的依据，并就此奠定了上海市民个人拥有的房产资源格局。[10]张军教授评注：最近Gary Jefferson和我在做一文章，期间我们就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讨论了很久。
[2]陆铭教授评注：我想，有可能纯理论的研究本身往往就是应用研究（或现实问题）推动的，而在这类的纯理论研究中，制度可能就不是中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一些制度中性的理论拿来用的时候，往往才会发现，其实，有些看似制度中性的理论的假设，其实就是一种制度。**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从逻辑学的角度，任何正确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在1993年前后我就开始听到他的这个理论。
以这个标准来判断，我注意到1994年后的林毅夫教授开始试图摆脱正统理论的约束，一直在寻找理论的突破。由此我想到，林老师数十年扎身于中国本土，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有着敏锐透彻的把握和理解，而且林老师还与其他很多熟稔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并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同事一道，从各个层面一直不断反思和总结发展经济学主流理论和政策建议对于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和适用性，同时在各种国际交流中也不断将中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作比较和综合，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以贯之的理论假说[13].也正因为如此，与来自发达国家的各位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相比，我觉得林老师对于主流理论假说的普适性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政策操作的国别制度特性之间的关系也许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刻的认识。
如果有人真的认为不需要基于中国的问题来发展经济学，那我的选择是，不说了，把辩论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吧。因而我越来越认同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政治体制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就自己的研究兴趣而言，我深深地认同Lucas 的判断，即宏观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发展问题。我相信，即便比较优势的战略再继续强调并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认同和选择（假设这是林教授世界银行任职的使命），经济发展（转型）和增长仍然是经济学发展的主流方向。
钱颖一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国人鼓舞，但归根结底，其微观原因没有什么特殊性，无非是引入了各种竞争机制，个体的激励机制与经济效率更加一致了，还有，经济开放了。关于内生经济政策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发达民主国家，政策制定过程主要通过投票等民主过程实现。理论的发展永远会对数据的种类和质量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企图等待别人把所有数据都收集整理齐备了再着手做研究，未见得总是一件好事。笔者非常感谢林毅夫教授、魏尚进教授、周林教授、张军教授、邹恒甫教授、谢丹阳教授、张俊富教授、韦森教授、陆铭教授、龚强教授、章奇、李志赟、刘臻的指点、评论、忠告、鼓励和帮助，的确让笔者受益匪浅。
我认为，受到正统经济学的很好训练但又能较少受正统理论的约束，是创造性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甚至可能是必要条件）。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单单考虑经济约束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考虑政治约束，政策执行的速度和效果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是可以非常不同的。
因为他们所指的特殊与否的对象是不同的。对此观点，就我所知，经济学家们的意见分歧非常明显，覆盖了从全力赞同到全盘否定的整个光谱。
这是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包括相对价格理论和贸易理论。宏观与发展经济学家自然是希望能从各国的不同经验中抽取出具有共性规律的东西，但是这首先需要对个体案例有充分了解。他中文写的多卷本《经济解释》极富创造性（特别是他对成本的重新定义和解释，对制度、交易费用、对产权、对企业、对合约、对分成制以及对均衡等）。当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林毅夫老师，主张先在经济学逻辑上把传导机制想清楚，用文字语言就可以表述出来，然后再用数学语言加以正式的表达。对于很多从事定量数据研究的经济学家来说，他们都不否认中国问题的意义和趣味性，但是苦于没有理想的易得的数据存在，所以就无从下手。印度裔经济学家的研究整体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甚至已经有不少诺贝尔奖级的大师，其中有很多人也纷纷将从印度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拿来研究，但是他们似乎都更加关注一个个具体问题本身，然后做出好的研究发表在顶尖杂志上，似乎也没有定出印度经济学的建立时刻表[17].当然，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现象的重要性或者特殊性作比较，这本身合适与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当下的中国似乎没有必要也没有实力举起中国经济学的学派大旗。
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张五常教授四十年来更一直是这样做的。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加强了对文章导言部分的投入，也意识到定量事实（quantitative motivating facts ）的力量。
未被主流理论预见到的经验现象往往集中在这些方面。我觉得，经济学家North 对制度的强调的意义会越来越重要，因为将来的经济学家会越来越多地去研究那个复杂、多样、精彩和机巧的制度的。
就此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和理解的本身就脱离不了制度特性。初稿于1月24日，第三稿于2月2日2008年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从很多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只能由历史方能做出最权威和最公正的回答。
事实上，我早期投稿收到的审稿意见书显然说明有些审稿人根本就没看或者没看懂模型。但是，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解释为何中国在改革前经济增长绩效差，改革后经济绩效好，也不能解释中国的转型取得巨大成果而其他国家困难重重。这是很强的个人偏好，我并不很认同，而且这显然也不是国际主流学界的主流观点，虽然学界的确有不少经济学家是这么认为的[3].事实上，很多时候纯理论发展的灵感也是直接来源于到各种现实观察与应用研究的启发和矫正，理论研究也因而能够不断保持生命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4].真正的问题在于，在应用性研究中，研究中国问题是否意味着必然是二流学术。又比如，中国1990年代初邓南巡以后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很高的贸易开放度，而印度1990年国际收支危机引发市场化改革以后，经济的增长却没有伴随很高的外贸依存度（与亚洲四小龙当年的发展模式也都很不一样），为什么？又比如，如果按照制度指标做国际排序，中国的法治、民主|、产权保护等都排得非常靠后，但为什么会吸引到那么多的FDI ？为什么人均FDI 在2005年竟是民主国家印度的9倍。
对于很多问题的理解，这些可能都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优势的战略与后华盛顿共识的精神和逻辑上是一致的。
[6]就我个人看法，能在借助数学推导之前就比较透彻地了解传导机制，这就要求该传导机制相对于研究者的思维能力来说逻辑必须足够简单。当然，有很多很多一流的研究也都是在现有模型的基础上推进的，特别是纯理论模型，当然也包括不少漂亮的宏观经济学模型。
但是，细细一想，以是否已经主流为标准来判断经济学研究的价值，这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有些观点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尚不是主流经济学，而主流经济学家极少有研究中国问题的，所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是二流的。
林老师是我在经济中心硕士论文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作为在芝大经济系就读的一名中国学生，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也特别希望这个消息会最终得以证实。痛定思痛，我觉得这种研究进路通常容易出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的motivation不突出，容易给读者（审稿人）一种做习题的感觉，而没有足够信服地说服读者为什么这个研究是重要的，是值得花时间去认真地看，认真推导细节的。这个理论其实很正统、很主流啊。比如在做宏观研究时，如果真的用中国数据去严肃地验证主流模型，校准的结果常常不太理想。
当然，与研究发达国家问题相比，研究中国问题的瓶颈和困难也是明显的。and（b ）using phenomena observed in the Chinese economy toimprove economics as a science.Both are very meaningful（and can producepapers publishable in top journals）。
张五常说自己三十年不读他人的作品，定有这样的寓意。其次，在纯理论层面上，比如decision theory ，博弈论与机制设计，契约理论，或者计量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本身几乎是不带有任何明显的国别特点的，而且对经济学科具有工具性的重要意义[2].但是有种观点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才是一流的，而所有运用或者验证这些理论的应用研究都是二流的。
但是，他也同时认为中国的改革过程非常复杂，作为迅速崛起的开放大国，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有其特殊性的一面[10].在我看来，林老师的观点与钱颖一教授的观点并不矛盾。通讯地址：1126East 59th Street ，Departmentof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Chicago，IL 60637.Email：wangyong@uchicago.edu ，电话：1-773-401-0382.个人主页：home.uchicago.edu/~wangyong 注释：[1]林毅夫教授评注：像交易费用为零，信息充分，信息对称那样在原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存在的暗含假设。
